我是90后，上海人，当了八年幼教。学前教育的本科毕业时，我们这行是很火爆的，虽然工作前后换了几轮，我从来不愁找不到下家。但这回，情况好像很不一样了。
去年12月开始，我在圈子里打听工作机会，同行都在说招不到生，说全国各地的托育、早教机构和幼儿园出现了关停潮。
我去招聘网站海投简历，想找份早教、托育老师的工作，但一个月过去，没有一点回应。我看社会化媒体上类似的情况很多，有家长在说“小区4家私营幼托倒闭了3家”，也有幼教在说缩班以后找不到工作，“各个幼儿园电话打了个遍，都说不招老师”。
从上周公布的最新数据看，中国人口已连续两年负增长，生育率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，这个人口数据的影响，恰好最先传导到0-3岁的早教、托育机构，我们成了人口负增长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。
说来也巧，前几天我看自己简历才发现，之前待过的三家机构要么倒闭了，要么正在倒闭的路上。我老公开玩笑说，你真是个“行业冥灯”。
我的前东家是上海一家高端托儿所，一个学生的月费要一万多元，开在一个中产云集的区域，周边都是别墅和高级公寓，买房最低也是1500万左右。
虽然收费高，之前几年这地方没愁过生源。这边招收的孩子家长一般都是企业家，或者双方都是大厂高管，也有大学教授。
去年开始吧，就有孩子家长来找园长“哭穷”，问能不能降低学费，他们付不起了——这种事以前从来就没发生过。有的家长说是去年双双被裁员了，有些干脆给孩子办退学，把老人从外地请来上海带孩子，托育费也省了。
有时闹得挺离谱的。去年八九月份，一家五口来我们机构商量学费，孩子满2岁了，一家人纠结要不要继续托育。外公外婆是希望孩子去家对面的公立幼儿园，因为离家近、学费便宜；但孩子父母觉得我们这家私立的理念好，即使他们生活品质打折扣，也得送来机构。
但这里学费贵，年轻父母承担不起，还得有老人资助，加上老人平时还要负责接送小孩，所以谁到底更有话语权，一家人就大吵起来。
当时四位家长脸色都很难看，局面僵持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我猜他们在家里也没少吵过，因为从孩子身上，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家庭关系紧张带来的情绪问题。相比其他小朋友，这一个孩子要暴躁很多，碰到一点点很小的挫折，比如没有抓住玩具，就会大声说“干嘛！烦死了”，很难想象这么小的孩子，情绪波动这么大。
面对砍价的家长，园长是很为难的。据我了解，他多少会同意降点。总归是收入，家长肯交钱总比退学好吧。
去年5月的样子，几乎每周周会，我们园长都会摆出“亏本”这件事，说招生难、盈利难。园长的担心被证明愈演愈烈。
我们机构有3个托育班，主要是针对一岁半到三岁之间的孩子，每个班有4个全职老师，过去几年，我们一个班收超过20个孩子是很稳的。但去年开始，孩子数量一直往下掉，掉到了个位数，里面还有几个孩子马上满3岁，可以去公立幼儿园了，要离园。
我在网上看到一种观点说，孩子数量减少，或许会是一个提高教学质量的契机，理由是招不到学生会改变师生比，更多的教师资源将落到更少学生的头上。
但在我们机构，四个老师教围着三五个孩子转的快乐，并不成立——最起码每个班要有15个孩子持续上课，机构才能回本啊。不然老师就得被降薪、裁员。
8月份的时候，因为招不到新生，园长开始把招生任务下放到每个老师头上，让我们学会视频剪辑、运营社会化媒体，把课堂情况、和孩子的互动拍下来，剪辑视频发到小红书、抖音上，以便吸引更加多家长关注。
比如吃饭的视频，这些两三岁的小朋友走路还有点踉跄，午饭时去老师那里领小围兜，歪歪扭扭给自己戴上，开饭后小脸上粘着饭粒，开心地咧嘴对着老师笑。还有阳光正好时外出郊游的视频，孩子的小手握着老师从田里剪下的水稻，嘟着嘴打量，上上下下。
孩子是很可爱，但拍摄视频太累了，以至原本全身心关注孩子的注意力被分走大半。我们每天带完孩子，还要回家剪辑、发布，一周要在3个视频号上连更——即便这样，机构还是没有招来新生。
宣布裁员那天是去年12月。机构补偿了我一个半月的薪资，给了一张离职证明，写的是园所运营调整导致岗位变动，和我的自身能力无关，还有一些祝愿未来的话。
和我一起离开的还有别的三位老师。其中一个去年下半年刚入职，还在试用期，薪资远低于正式工。被裁之前她很多次询问园长几时转正，都没有正真获得正面回复。
八年前毕业的时候，我放弃了国外的工作机会，当时听说2006-2016这十年是国内学前教育行业发展最快最繁荣的十年，想回国看看更大的市场，误打误撞去了一家国内很火的英语早教机构做老师。
这是个十年的老牌子，美国人创立的，当时上海到处都是它们的教室，我住在市中心，步行五分钟内的商场里就有一家。一节课50分钟，收费300-500元。教室门口人挤人，家长趴在窗户上看孩子上课，非常热闹。
应聘很顺利，招聘门槛也低，学历只要求高中以上，工资轻松过万。结果刚工作满一年，坏消息来了：这个品牌在国内的代理权被撤销。
我又去了一家教孩子英文绘本的机构工作，是一对一的上门课，在绘本世界里点读故事、做游戏、看卡片、听音乐，通过这一种方式来进行全英文教学。一堂课收费500元，也是很抢手，那时我刚开始工作，负责大约50个家庭的教学。
但没做满一年，这个公司又倒了。领导的解释是一对一上门服务成本过高，账算不过来。
很快我又在另一家英语戏剧早教机构找到工作，结果疫情来了，所有的线下课程不得不转到线上。戏剧课是需要深度互动的，在线上，表演的热情就消磨掉了，老师们面对着镜头尴尬而不失声情并茂地用英文讲角色，孩子很难参与进来。到了2020年8月，这家机构招不到生，也关张了。我又流回了就业市场。
有天早晨起床，我睡眼惺忪照了照镜子，眉毛又到了要修的时间。我拿起钳子拔掉杂毛，被一丝疼痛狠狠戳到了。我突然觉得，自己就像学前教育行业定期拔掉的一根“眉毛”，总是在一个工作岗位还没积累足够多的经验，就离开了，扎不了根。
那时我想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，花了一年时间系统学习了心理学，考了张号称是中科院颁发的心理咨询师证。滑稽的是，证书买一送一，免费送了我一张“家庭教育指导师证”。
那时我根本不了解这一个证有什么用，直到2021年7月“双减”落地，以英语培训为目的的早教被全线叫停，我找到了一份隐秘的新工作——“家庭教育指导师”。一堂课收费2000元，时间90分钟，其实线元。
那些被服务的家庭，几乎都有相似的配置，住在郊区三四层结构的大别墅里，很大的庭院，每家每户都有专职保姆。小孩基本由保姆照看，父母们经常不在家。
一般我不会从正门进入，都是走保姆阿姨的后门通道。先进保姆间换衣服，把所有的教具准备好，再提着东西由保姆带领到楼上上课。这个“隐秘职业”是在疫情和“双减”的双重压力之下逐渐火爆起来的——很多孩子在外面无课可补，只能把老师请到家里。
有些高收入家庭干脆把最好的老师都请来了，课程海纳百川，不仅有英语和数学，还有音乐和体育。体育老师会带孩子在庭院里做运动，不乏击剑、橄榄球这样的课程，可以说在家建了个学校。
我服务的这一些孩子大多只有两三岁，一天都被排满了。当我拎着教具箱子走进来的时候，就会遇到其他老师拎着箱子走出去。
那阵还接到不少来自“家政公司”的电话，不是让我保洁，而是让我做家教。其中一个家政公司的招聘电话，很“赤裸”地描述对方家长的诉求，说对方家庭很有钱，“孩子以后是要做领导的”，要找一个伴随孩子从3岁长到成年的家庭教师，这个教师要懂得按照“做领导”的方向制定课程计划、建立教研团队。
这份私教工作需求量很大，我常常开车1个多小时，去郊区各种家庭上课。这是件很疲惫的事，以至于有一次我回程时在高速上打盹，发生了严重车祸。我追尾一辆大卡车，卡车尾部的框架插入副驾驶。从驾驶室推门出来，我整个人都懵了。
万幸的是人没事。那之后，身心都需要休整的我，又像一根冗余的“眉毛”，从“家庭教育指导师”的岗位退下了。
到了今年，一路起起落落走过来，我当幼师有八年了。去年开始，网上有很多早教机构跑路的新闻，不少机构是在“繁荣十年”里发展起来的，其中也有几家在我的个人简历里。
我老公就说，你真是个行业冥灯。但我心想，现在像我这样的“灯”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应该也不少了。
失业后，我从上海某区教育局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，区里的托育机构目前没有一家是盈利的，都在裁员，每个月都有老师离开，未来甚至有可能面临全面关停的状况。他在负责监管托育机构部门工作，每个月都要盘点老师离职、招生、投诉等情况，做统计数据。
他告诉我，不是只有高端托儿所不受欢迎了，少子化困境是所有学龄前托育机构普遍遇到的。
从行业里的普遍情况去看，托育机构一位老师一周有五天都要上课，但眼下因为招不到生，每周只上两到三天班，如果不裁员，那就要采取老师轮班、减少课时、降薪的手段，保证机构能继续运营下去。
这种情况从去年开始变得突出，在社会化媒体上不难查到，已经有不少托儿所经营者提及因为招不到生变得逐渐更艰难的状况。还有上海开托育机构的网友发帖表示，去年区教育局预测9月孩子进入幼儿园的人数同比下降20%。
其实，我身边已经有小伙伴从幼师转到了完全不相干的行业，比如物流。但我并不想转行，也不知道除此之外，自己还能做什么。
现在想来，学龄前教育从业者的进入门槛一直都很低，薪资也不高，但真正和孩子接触其实又需要很多技巧和合适的方式引导，这是需要经验和能力的。
优秀的幼师真正想要在大城市扎根，十分艰难，甚至能够说是“为爱发电”。就算是收入很高的蒙氏机构的主教，在一线万元，上岗前也需要自费考5万元的国际认证资格。在我上一家机构，有老师至今还在用工资还学费贷款，每个月除了基本吃用开销和房租，口袋里基本“底朝天”。有一次需要先掏几百元垫付班费，他也掏不出，是真的没钱。
回想我自己，若不是父母帮衬，在上海有住房，我可能也很难在这个行业坚持下去。
我很喜欢孩子，和他们交流是很单纯愉快的一种互动体验，我希望能用自己学到的东西，真的在一线去让他们快乐地、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
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在成为父母之前，实际上都不明白甚至不会去想，到底怎样成为合格的父母。很遗憾，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里也没有这门功课，也很少有教人成为父母的“工作坊”。于是大多数孩子们像一个“意外”一样坠地，被且行且养着，新手父母们照着别人的样子，在一个既定的评价体系中，一起临时抱佛脚似地“卷”。
我还记得自己在第一份工作，体会到巨大的满足感。那天我给10来个孩子上英语运动课，我需要让孩子们扮演成小猴子，模仿小猴子的动作，把爬架当作森林的树枝做游戏。那堂课有位外婆和孙女一起扮演猴子，她满场飞，笑得气喘吁吁。
“老师，我好喜欢你的课哦。”下课后，外婆特地拉着孩子来找我，说了这句话。
我看着她和孩子相视而笑，在目光相交之间，忽然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。那是一种可以通过创造快乐的环境，让家庭各个成员关系更为紧密的价值。
